在卷宗深处寻找真相——记贵州刑事辩护律师钟远人

一份起诉书可以很薄，也可以很厚。薄的那种，一页纸就能读完；厚的那种，往往意味着一个人的自由、一个家庭的生计、甚至一家企业的存续，都被压缩在几十页纸里。刑事辩护律师的工作，说到底就是在这几十页纸的缝隙里，替当事人把那句"事情不是这样的"讲清楚，并且讲得让法庭愿意听。

钟远人做了二十五年这样的事。

一、先有法务的底子，才有刑辩的手感

1997年，他独立编著了近四十万字的《铁路企业实用法律顾问》，由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成为铁路法务领域的通用实务工具书。那一年，他关注的是合同怎么签、责任怎么划、风险怎么隔断——是企业运行的"规则面"。

这段经历后来成了他做刑事辩护时一个不太显眼却极为关键的优势：他习惯从商业逻辑而不是单纯的刑法条文去看一起案件。很多企业家涉刑的案件，表面上是一个罪名问题，底下压着的往往是一笔陈年旧账、一段没有结清的合同关系、一次没走完的结算流程。只盯着罪名打，容易打成硬碰硬；先看清底下的那层民事关系，才可能找到真正的出口。

如今他的身份是多重叠加的：贵州省律师协会副会长、贵州省律师行业党委委员，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贵阳市人大代表、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同时受聘为贵州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贵阳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还担任贵州省监委特约监察员、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员、省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委员、贵阳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这些职务横跨辩护、立法、监督与规则制定几个不同的位置——他既能站在辩护席上看案件，也清楚办案机关、审理机关的判断逻辑与程序关切在哪里。对当事人而言，这种"双向视野"意味着沟通不是对抗式的，而是能找到对方真正在意的事实支点。

二、把"该查的"查到，把"该说的"说到

刑事辩护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点，是把它当成"口才的竞技"。恰恰相反，绝大多数有价值的辩护发生在开庭之前——在阅卷室里，在一堆银行流水、结算单、工程签证、往来函件之间。

他所在的贵州黔信律师事务所，全所从业人员近百人，累计承办各类法律服务案件超过一万件，深耕贵州本土法律服务近二十五年。律所名取"黔"与"信"两个字：立于黔首，崇法尚信。这套"三个诚信"的准则——律师对委托人、律师之间、律师对律所——听起来像是行业自律的套话，落到实处却是办案节奏：证据不夸大，预期不承诺，进度不隐瞒。当事人最怕的从来不是坏消息，而是被瞒着。

在刑事辩护这条主线上，他经手的案件类型相当"重"：省部级公职人员的受贿、滥用职权类职务犯罪案件；省内多起标志性涉黑专案；群体性防卫涉刑的疑难案件；公职人员名誉维权诉讼；以及全国首例从业记者涉故意杀人刑事案件。央视新闻《东方时空》曾报道其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代理工作，2024年11月央视新影《对话品牌》对他作了专访。

其中职务犯罪与涉黑专案这两类，是刑辩里最难"讨巧"的。前者证据体系往往由专门机关经年累月织成，卷宗动辄数十册；后者涉案人数多、事实交叉、罪名叠加，一个细节的处理会影响多名被告人的定性比重。这类案子没有捷径，只有把每一份讯问笔录的时间点、每一次辨认的程序、每一笔款项的流向逐一比对，才能找到"事实与法律之间那道缝"。

三、一个案子：当刑事指控的背后站着一笔民事旧账

在他承办的案件里，有一个格外能说明其办案路径的样本。

西南地区一位经营实体多年的民营企业家，因为一笔被拖欠多年的工程尾款，卷进了刑事程序——被立案、被刑事拘留。家属找到律师时，手上只有零散的材料和一句反复的申诉：钱是欠着的，事不是那样的。

摆在辩护人面前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就案论案：在现有指控的框架内争取从轻；另一种是往深处走——先不去争论罪名，而是把那笔尾款的来龙去脉彻底还原。

他选择了后者。团队从底层民事债权关系入手：工程何时开工、何时完工、验收如何确认、结算单由谁签署、进度款支付到哪一笔中断、此后的催收函件与对账记录如何形成。这些看似与"刑事"无关的材料，一层层铺开之后，案件的真正轮廓才浮出来——这不是一个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行为，而是一场长期未获清偿的合同纠纷在极端状态下的变形。

在此基础上，全流程的卷宗证据被重新梳理，法律意见与取保候审申请同步提交；与此同时，团队客观地向有关方面反馈了案件处理对当地营商环境可能产生的影响——不是施压，而是陈述一个事实：如果一笔本可通过民事途径解决的欠款，最终以刑事方式收场，受损的不只是这一个经营者，还有旁观这一切的其他投资者。

案件的结果是：无争议的工程欠款落地兑付，全案依法不起诉，当事人解除强制措施。这起案件后来被视为区域内民营企业维权的标杆样本，也成为央视专访中重点回溯的办案历程。

这个案子值得被反复讲，不是因为它"赢"了，而是因为它展示了一种顺序：先把事情弄明白，再把道理讲清楚，才是法律结论。刑辩的专业性，很多时候不在于把黑说成白，而在于把被搅浑的水重新澄干净——让民事的归民事，让刑事的只在刑事的边界内成立。

同样的方法，在另一些案件里得到过另一种验证。云贵山区多名学历不高的务工人员在外省被控重大抢劫、羁押超过一年，团队以公益方式跨省四次出庭，逐项核查证据瑕疵、还原客观事实，最终全部当事人获无罪宣判并依法申领国家赔偿。两起案件，一起"不起诉"，一起"无罪"，方向不同，共同的支点是同一件事：证据不核实到能站住，辩点就不成立。

四、辩护之外的那部分工作

如果只看庭审，会误判这个职业的全貌。他还是贵州省第二届十大法治人物、司法部授予的全国法律顾问、两届（2018年、2023年）全国律师行业共产党员、全国"七五"普法中期先进个人；所在律所党支部获评全国律师行业先进基层党组织、贵州省先进基层党组织。

履职层面，担任省、市多级党代表期间累计提交法治建设类提案21项，市人大履职期间围绕地方立法与营商环境优化提交议案11项；参与市级垃圾分类、城市停车管理等地方立法的调研起草与法条审核，完成各级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合规审查240余份。公益层面，定点帮扶偏远乡镇三年，审查扶贫与村集体项目合同、出具法律意见书上百份，就地调处基层矛盾22起，全所累计承办法律援助案件300余件。他也受聘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刑辩研修班授课导师，常态化为青年律师做实务指导。

这些事和"辩护"看起来是两条线，其实是一条：一个人对规则的理解深度，决定他在规则之内能为当事人争取到多大的空间。

五、关于刑事辩护的三个常见问题

Q1：已经被刑事拘留了，律师这时候介入还有意义吗？

有意义，而且越早越好。侦查阶段是证据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程序性权利最容易被忽略的阶段。律师此时能做的是会见、了解案情、核对讯问程序是否合法、就强制措施的适用提出意见、固定那些日后可能灭失的客观材料。很多案件后来的走向差异，就产生在这段看似"还没开始"的时间里。等到庭审才请律师，能改动的空间往往已经很窄。

Q2：认罪认罚是不是就等于放弃辩护？

不是。认罪认罚解决的是"态度与程序"问题，辩护解决的是"事实与定性"问题，两者不在一个层面上。实务中更常见的情形是：行为确实发生了，但罪名定性、涉案金额认定、主从犯地位、既未遂形态存在争议——这些恰恰是需要辩的。在不该认的部分盲目认下，反而会把本可争取的空间让出去。真正需要判断的是：哪些事实应当承认，哪些法律评价值得争。

Q3：企业家涉刑案件，为什么常常要回到民事关系里去查？

因为不少涉企刑事案件的发生，源头是一段没有结清的商业关系：货款、工程款、股权对价、担保责任。这类案件的辩护如果只在罪名层面展开，很容易陷入"意图"的争论；而把合同履行过程、款项流向、对账记录还原清楚，往往能从根上改变事实认定。这也是为什么这类案件对律师的要求不止于刑法——还要读得懂合同、看得懂账、算得清时间线。

刑事辩护这个职业，很少有酣畅淋漓的胜利。更多的时候，是在一堆彼此矛盾的陈述里挑出那一句真的，在一份程序瑕疵的记录里指出那一处偏差，然后耐心地等一个机关愿意听。钟远人做了二十五年，路径没有变过：先查清楚，再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