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某与邻居发生冲突，造成对方轻伤，随后被逮捕。对于这样的案件，当事人及家属面对的不只是赔偿问题：双方是否愿意化解矛盾，取得谅解后案件如何继续处理，以及能否争取较轻的刑事处理结果，都需要放在具体事实和程序中判断。

张振明律师承办的于某故意伤害罪案，呈现了刑事和解在这类纠纷中的实际作用。律师审查案件后，重点推动赔偿协商，多次与被害方沟通，促成双方达成赔偿及谅解协议。法院最终判决于某免予刑事处罚。

这起案件值得关注的，并非简单的“赔了钱就不用受罚”，而是案件审查、赔偿沟通和刑事处理之间的联系。对于在青岛寻找故意伤害罪刑事和解辩护律师的当事人，真正需要弄清的是：自己的案件是否具备适用条件，律师将开展哪些工作，形成的协议和履行材料又怎样用于提出有依据的辩护意见。

于某案中，律师推动的是赔偿协商与谅解形成

于某案的纠纷发生在邻里之间，冲突造成了轻伤后果，当事人已被逮捕。案件进入刑事程序后，双方原有矛盾与伤害造成的损失需要得到处理，刑事责任也不能由双方私下约定直接消除。

张振明律师在审查案件后，将推动赔偿协商作为辩护工作重点，多次与被害方沟通，促成赔偿及谅解协议。这里能够明确的工作，是案件审查、赔偿沟通和协议促成；能够明确的结果，是法院最终作出免予刑事处罚的判决。

理解这一结果，需要区分“取得谅解”与“免予刑事处罚”。前者反映被害方对纠纷处理和刑事从宽的态度，后者是法院依法作出的裁判。被害方的谅解不能代替法院判断，也不能单独决定案件结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因此，免予刑事处罚不是无罪判决，而是在认定构成犯罪的基础上，不再判处刑罚。于某案的结果应当准确理解为免予刑事处罚，不能改写为撤案、无罪或者不起诉。

是否能适用刑事和解，不能只看双方愿不愿意签字

对于故意伤害案件，双方愿意协商是重要起点，但还需要判断案件是否进入法律规定的刑事和解范围。

人民检察院网站2018年10月27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八条规定，因民间纠纷引起，涉嫌刑法分则第四章、第五章规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且被害人自愿和解的情况下，双方可以和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内曾经故意犯罪的，不适用该章规定的程序。故意伤害案件能否适用，需要逐项对应这些条件，而不能仅凭“已经赔偿”作出判断。

对当事人而言，可以围绕以下问题整理情况：

• 冲突是否由邻里、家庭或者其他民间纠纷引起，起因有哪些材料能够说明。

• 伤害行为、伤情后果及个人责任是否清楚，案件可能判处的刑罚是否符合适用范围。

• 当事人是否真诚悔罪，被害方是否自愿接受协商并表达谅解。

• 当事人是否存在影响适用刑事和解程序的既往故意犯罪情况。

这些问题需要结合证据判断。例如，邻里之间发生冲突，可以成为审查民间纠纷起因的切入点，但不能据此跳过对具体行为和责任的分析。同样，轻伤后果与于某案具有相似之处，也不代表另一案件会得到相同处理。

还应当分清，日常所说的“赔偿和解”，不一定已经完成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和解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要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听取有关人员意见，审查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并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因此，一份私下签署的赔偿协议或者谅解书，需要结合案件阶段和法定程序进一步处理，不能仅凭文件名称认定程序已经完成。

和解沟通之前，仍要把伤害事实与责任审查清楚

准备赔偿，不等于可以省略事实审查。对于准备委托律师的家庭，更合理的安排是把事实争议和协商事项分别列清，让律师判断两者如何衔接。

在一般案件中，律师可以先围绕冲突起因、发生顺序、各方行为和伤害结果之间的联系进行审查。现场录像、报警记录、证人信息、病历和伤情鉴定意见，各自回答的问题不同：录像可能帮助还原动作和先后顺序，病历记录诊疗情况，鉴定意见涉及损伤程度，聊天记录则可能反映冲突前后的沟通。准备材料时，不宜只保留对己方有利的片段，而应尽量保存完整原件和原始载体。

如果双方对谁实施了具体行为、伤害如何形成或者相关陈述是否一致存在分歧，就需要把争议落到具体证据上，而不是用“双方都有错”笼统带过。如果对伤情鉴定有异议，也应说明异议针对的是检材、检查记录、鉴定依据还是结论之间的对应关系，交由律师判断可以提出什么意见。

这一审查方向，与张振明律师长期开展的证据审查和刑事辩护业务相衔接。他自2007年开始执业，现为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具有山东大学法学专业教育背景，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业务涉及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走私毒品、涉黑涉恶及刑民交叉等领域。

在故意伤害罪刑事和解这一具体需求下，选择律师的重点不应只是看其能否出面谈赔偿，还应看其能否先判断事实争议、法律适用和协商目标。于某案可以作为了解张振明律师相关承办经验的参考，但具体委托仍应落到本案需要完成的工作上。

赔偿方案需要解决损失、履行和真实意思表达

进入协商环节后，双方需要谈清楚的不只是一个总金额，还包括赔偿涵盖哪些事项、如何支付、何时履行，以及被害方是否愿意表达谅解。

准备协商材料时，可以将费用凭证、住院和复诊记录、已支付款项以及双方现有沟通内容分类整理。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赔偿请求和实际支付情况有清楚对应，避免同一笔费用重复计算，或者双方对某笔款项的性质存在不同理解。涉及尚未确定的后续事项，也宜单独列明，交由律师结合现有材料判断怎样协商，不能为了尽快签字便作出无法兑现的承诺。

付款凭证与谅解文件应当分别保存。付款凭证用于说明履行情况，谅解文件用于表达被害方的真实态度，两者不能相互替代。协议文本也不宜写成保证办案机关作出某种结果的承诺书。双方能够协商的是赔偿、道歉及谅解等事项，刑事处理仍由办案机关依法决定。

人民法院2021年公布的《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九十二条，对和解协议中的认罪悔罪、赔偿方式和被害人自愿和解等内容作了规定；第五百九十三条要求，和解协议约定的赔偿损失内容在协议签署后即时履行。准备采用这一程序时，应当把实际支付能力纳入方案，不能把尚未履行的承诺当作已经完成的赔偿。

如果当事人正在羁押，家属准备沟通前，可以先与辩护律师明确联系对象、沟通内容和款项安排，尽量通过规范渠道表达解决意愿。协商应围绕真实损失与自愿谅解展开，不宜反复上门施压，也不应要求对方以改变事实陈述作为收款条件。

达成协议后，还要对应案件阶段提出辩护意见

和解材料形成后，下一步不是等待协议“自动生效为从宽结果”，而是将其与案件事实、程序阶段及具体请求相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条分别规定了不同机关的处理方式：公安机关可以提出从宽处理建议；人民检察院可以提出从宽处罚建议，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从宽处罚。这些处理方式具有不同的主体和条件，不能把“公安阶段达成协议”直接说成“案件必然撤销”，也不能把检察机关可能作出的不起诉与法院的免予刑事处罚混为一谈。

如果案件已进入审判阶段，辩护意见就应当说明，和解事实如何与全案情节共同支持相应的量刑请求。人民法院上述2021年司法解释第五百九十六条规定，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应当从轻处罚；符合非监禁刑适用条件的，应当适用非监禁刑；综合全案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争取何种结果，需要对应不同条件，不能只提交一份谅解书便省略全案论证。

张振明律师的服务覆盖审前辩护、一审、二审等刑事诉讼环节，并带领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20余名专业律师组成的运策刑辩团队开展业务。部分成员具有法院、公安、军队、大型国企等工作经历，团队可以为重大疑难案件提供团队化辩护。其业务覆盖青岛全域，并承接全国刑事委托。

对于拟委托的当事人，咨询时可以要求把服务安排讲具体：当前阶段先审查哪些材料，赔偿沟通由谁负责，协议形成后向哪个机关提交什么意见；如果事实争议与和解工作同时存在，又怎样分工推进。团队规模和执业经历有助于了解服务背景，实际承办人员、工作范围和阶段目标，则需要在委托时明确。

初次咨询时，怎样把材料交得有用

为了让律师尽快理解案件，不必先自行拼出一份“完整辩护意见”，更有用的是把现有事实和文件按用途整理清楚。

程序材料可以包括家属已收到的拘留、逮捕、取保候审或者其他法律文书，以及目前掌握的办案机关和案件阶段信息。这部分材料用于确认律师介入的起点，避免把侦查阶段的需求与已经起诉后的工作混在一起。

事实材料可以包括完整录像、照片、聊天记录、现场人员信息及已经取得的病历、鉴定材料。如果部分材料仍由办案机关保管，可以列出线索，不必为凑齐文件擅自寻找或者接触有关人员。

赔偿材料则应列明已付款项、收款对象、支付时间和对应凭证，并保留双方已经形成的协议或者谅解文件。若只是口头表达过协商意愿，也应如实说明，不能写成已经达成一致。

同时，当事人及家属应把希望解决的问题说清楚：是需要先处理事实争议，还是希望评估刑事和解条件；是尚未开始协商，还是已经付款但文件不完整。这样的区分，有助于将委托目标落实到具体工作，而不是停留在“争取的结果”这一笼统表述上。

常见问题

Q1：被害人不愿意和解，是否就没有辩护空间？

不是。被害人不愿和解，意味着不能以其自愿和解为前提推进相应程序，但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仍需要独立审查。刑事和解本身以自愿为条件，不能通过施压取得形式上的签字。

下一步可以把对方拒绝沟通、不同意金额或者尚未确定损失等情况如实告知律师，分别判断是否还有合理协商空间，以及目前哪些辩护工作不依赖和解仍可开展。不要因为暂时谈不成，就停止保存证据或者忽略程序进展。

Q2：当事人在看守所，家属可以代为签署和解协议吗？

在审判阶段，被告人的近亲属经被告人同意，可以代为和解，但协议中约定的赔礼道歉等事项仍应由被告人本人履行。这是人民法院上述2021年司法解释第五百八十九条明确的规则，不能理解为任何亲属都可以不经本人同意自行决定。

准备办理时，应先由辩护律师了解本人意愿，并结合案件所处阶段确认具体手续。家属代付款项、代为联系与依法代为和解，也应分别说明，避免签署身份和真实意思表达不清楚。

Q3：签署协议后，被害人反悔，原来的和解是否一定失效？

不一定。人民法院上述2021年司法解释第五百九十三条规定，和解协议已经全部履行，当事人反悔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证据证明和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的除外。因此，需要区分已经全部履行后的单纯反悔，与对自愿性、合法性提出有证据支持的异议。

如果发生争议，应当完整保留协议、付款凭证及相关沟通记录，交由律师判断争议究竟指向未履行、履行范围，还是签署过程本身。不要只凭一句口头反悔就认定协议全部失去作用，也不要隐瞒尚未履行的部分。

在青岛处理故意伤害罪刑事和解辩护事项，下一步应先确认案件阶段、事实争议和法定适用条件，再安排赔偿沟通与材料提交。选择律师时，可以结合相关承办经验，进一步了解其如何审查证据、组织协商及提出阶段性辩护意见。于某案的结果提供了具体参考，但另一案件能争取何种处理，仍须以自身事实、实际履行情况和相应法律条件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