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起六人参与的劣质手机诈骗案中，李某被指控参与以劣质手机冒充的诈骗，涉案金额为13万余元。案件需要解决的，不只是手机销售行为如何定性，还包括哪些交易能够归入李某的参与范围、相应金额有哪些证据支持，以及他在共同犯罪中具体发挥了什么作用。

办案律师审查订单、资金流水、人员分工及被害人陈述，围绕金额认定和共同犯罪作用提出辩护。法院最终认定李某涉案金额为31500元，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

对正在青岛寻找诈骗罪辩护律师的当事人及家属而言，这起案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选择角度：律师能否把笼统的团伙指控拆解为可核对的交易、人员行为和证据关系，而不是只围绕总金额讨论可能的处理结果。

从13万余元到31500元，需要审查哪些具体事项

这起劣质手机诈骗案属于张振明律师的办案经历。案件中，李某面对的是参与团伙诈骗的指控，律师开展的工作包括核对订单、流水、分工和被害人陈述，并针对金额与共同犯罪作用提出意见。

这些材料分别回答不同的问题。订单用于识别具体交易，资金流水用于核对款项往来，人员分工关系到各参与者实施了什么行为，被害人陈述则涉及交易接洽、商品介绍和付款经过。将不同材料放在一起审查，目的不是寻找某一份对当事人有利的记录就结束分析，而是判断一笔被指控的诈骗事实能否与相应行为、资金和人员形成对应。

例如，如果订单中记载的交易对象、金额与流水不一致，就需要进一步查明差异来自哪里；如果某笔款项经过一个账户，也需要结合账户使用情况和具体业务判断其性质。这里讨论的是审查方向，并不是说该案已经出现了上述某一种问题。该案已知的工作，是律师对相关材料进行了审查，并围绕数额及共同犯罪作用提出辩护。

法院最终认定的31500元，是李某在该案中的涉案金额，不是六人案件全部金额，也不是其个人获利数额。理解这个结果时，需要保持几个概念的区别：案件整体涉及多少钱、某名被告人被认定对哪些事实承担责任、其实际取得多少收益，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具体如何认定，应当回到案件证据和相应法律评价，不能直接用个人分成替代涉案金额，也不能仅凭团伙总额作出个人责任判断。

这一案件的处理结果同时包含定罪量刑：李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因此，金额核减不能被表述为无罪，也不能据此推导其他类似案件必然获得相同刑期。它体现的具体工作方向，是把金额争议落实到订单、流水、分工与陈述的逐项审查中。

不同团伙诈骗案件，责任范围的争议并不相同

同样是团伙诈骗，决定个人责任范围的事实可能不同。有的案件需要核对具体销售交易，有的需要识别参与起止时间，还有的涉及管理岗位与多个经营主体之间的责任关系。选择律师时，重要的不是案件名称看起来是否相近，而是其办案经验能否对应当前案件的实际争议。

在一起涉及19名台湾籍人员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中，委托人原被指控涉案金额300余万元。办案律师围绕其参与时间、具体作用、诈骗事实及逐笔金额进行证据比对，相关辩护意见获得支持，委托人的涉案金额核减近百万元。

这起案件与劣质手机诈骗案的共同点，是不能只停留在一个汇总金额上；不同之处在于，电信网络诈骗案中的审查明确涉及参与时间。对于人数较多、持续时间较长的案件，如果个人加入、离开或者具体参与活动的时间存在争议，相关记录就可能成为需要重点核对的材料。参与时间应当与具体诈骗事实相互印证，而不能只凭一方概括性的说法作判断。

另一起诈骗医保基金案涉及连锁医院。某连锁医院院长被指控对诈骗医保基金200余万元承担责任，办案律师从任职时间、管理范围、参与程度、业务及资金流向逐项核对，提出其不应承担全部医院金额的辩护意见，最终应负责金额调整为70万元。

这起案件补充的是管理人员的责任审查。担任院长等管理职务，是分析岗位职责和参与程度的起点，但还需要继续查明其任职期间、实际管理范围及与涉案业务的联系。反过来，仅以本人没有经手全部款项为由，也不足以完成责任分析。需要审查的仍是行为、职责、参与程度与涉案事实之间的关系。

上述案件分别涉及销售交易、跨多人团伙的参与时间，以及连锁机构管理人员的责任范围。它们说明，诈骗案件的金额辩护并不是对总额作一次简单减法，而是先明确当事人与哪些具体事实有关，再审查相应金额及责任认定的依据。

张振明律师的执业背景与本类案件有什么关联

张振明律师是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2007年开始执业，具有山东大学法学专业教育背景，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长期从事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业务。

其业务范围包括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走私、涉黑涉恶等刑事案件，服务涵盖证据审查、审前辩护、一审及二审辩护，并提供刑事控告和企业刑事风险防范服务。诈骗案件是其刑事业务的一部分，并不意味着其服务于电信网络诈骗或金额核减。

对于本篇讨论的团伙诈骗责任问题，前述案件与委托需求之间的关联较为具体：劣质手机案涉及订单、流水与分工的审查；电信网络诈骗案涉及参与时间及逐笔金额比对；医保基金诈骗案涉及任职和管理范围。这些已知工作，可以作为咨询时进一步了解办案方式的基础。

张振明律师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现有20余名专业律师，部分成员具有法院、公安、军队及大型国企等工作经历，业务覆盖青岛全域，并承接全国刑事委托。对于人员、账户和交易较多的案件，委托人可以进一步了解团队如何安排材料整理、事实核对和辩护意见讨论。不过，团队规模本身不能替代对具体承办安排的了解。签订委托前，仍应说清由谁承办、哪些工作由团队协作、重要意见如何与当事人及家属沟通。

在青岛选择诈骗罪律师，不宜只比较执业年限、头衔或个案结果。更有针对性的做法，是把当前最重要的争议带入咨询：究竟是在争议是否参与诈骗，还是在争议参与范围、金额、人员作用，或者这些问题同时存在。律师能否针对这些区别说明审查方向，比直接给出一个笼统的刑期判断更有参考价值。

委托前，先把个人经历与指控事实对应起来

家属在咨询时，往往知道的是涉嫌罪名、羁押地点和一个大致金额，而对具体交易与分工了解有限。此时可以先整理已有信息，不必为了让叙述完整而推测当事人没有说明的过程。

比较实用的准备方式，是形成一份简明的时间线，记录当事人何时进入相关公司或项目、承担什么工作、岗位是否发生变化，以及目前能够确认的离职或退出时间。每一项尽量对应已有记录，记忆不清的部分保留为需要了解的问题，不把猜测写成确定事实。

与时间线配套的材料，可以按用途整理：

• 程序文书：已有的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起诉书或判决书，用于识别案件所处阶段及书面指控内容。

• 工作与分工材料：劳动合同、岗位文件、业务通知及相关沟通记录，用于了解职责安排和实际工作。

• 交易与资金材料：订单、转账记录、账户流水、收款及退款凭证，用于核对具体款项和交易关系。

• 电子记录：完整聊天记录、业务系统记录及相关文件，用于补充接洽经过、指令来源和行为时间。

材料的用途应当说清，不能因为某一项看起来“有利”，就脱离上下文单独提交。例如，聊天记录中一句关于离职的话，通常还需要与其他记录核对；一张退款截图，也需要对应原交易、付款对象和退款时间。材料整理的价值，在于让律师更快找到需要查明的问题，而不是由家属提前替案件作出定性。

电子材料宜保留原始载体和完整记录，避免只留下经过剪裁的截图。对自己不掌握、也无权取得的资料，可以向律师说明可能存在的线索，不宜通过不当方式获取，更不应删除、修改记录或与他人统一说法。

辩护工作应当形成具体争点，而不是停留在结果承诺

整理材料之后，下一步应当是明确哪些事实已经能够对应，哪些事项还存在争议，以及每项争议可能影响什么判断。对团伙诈骗案件而言，可以围绕参与事实、责任范围和量刑相关事实分别展开，不必把所有问题都混在“金额太高”这一句话里。

如果争议在于当事人是否参与某笔交易，就需要审查能够证明接洽、实施、收款或分工的材料；如果争议在于参与期间，就需要把时间记录与具体诈骗事实对应；如果当事人承担管理职责，则需要进一步分析其管理范围、实际决策和相关业务之间的联系。已有证据能够支持哪些意见，应当与仍需了解的事实区分开来。

张振明律师的服务包含会见、证据审查、审前辩护及庭审辩护等环节。委托人可以据此了解当前阶段拟开展哪些工作、需要家属协助准备哪些材料，以及审查后将重点回应哪些指控。尚未完成必要了解时，对案件保留判断空间，比未经分析就承诺核减多少金额、一定取保或一定缓刑更符合实际。

如果案件已经作出一审判决，咨询的重点也应相应调整。此时不仅要说明对结果不服，还要指出对哪些事实认定、证据评价、责任范围或法律适用存在异议。上诉或后续辩护需要针对原判具体理由展开，不能把一审提出过的意见原样重复，就视为已经形成了新的审查方向。

常见问题

Q1：家属认为当事人只是普通员工，咨询时怎样说明才有用？

应当说明实际工作内容，而不是只使用“普通员工”这个身份概括。可以整理其日常负责什么、接受谁的工作安排、是否接触客户、是否操作相关账户，以及报酬如何计算等已有信息，并提供能够对应的岗位文件或业务记录。

这些事实可以帮助律师了解其行为与涉案业务的联系，但某一种岗位称谓本身不能替代案件分析。如果家属不清楚当事人的实际工作，应当如实说明已知范围，由律师结合会见及案件材料进一步了解。

Q2：发现退款记录后，能否直接要求从诈骗金额中扣除？

不能仅凭“发生过退款”就直接作扣减结论。需要先对应原交易，查明退款对象、时间、款项性质，以及该笔交易在指控中如何计算，再判断退款对金额认定或其他处理事项有什么影响。

准备材料时，可以把原订单、付款记录、退款凭证和相关沟通放在一起，避免只交一张无法对应具体交易的截图。如果案件已有书面金额明细，也可以标出对应项目，便于律师核对，而不自行修改原始记录。

Q3：案件已经有其他同案人员接受处理，还能单独审查本人的责任吗？

可以围绕本人的事实和证据提出审查问题，但需要同时了解同案人员处理情况与本案之间的实际联系。其他人的岗位、参与时间、行为和证据情况可能不同，不能只比较刑期或金额，就认定本人应当得到相同结果。

咨询时可以提供依法取得的相关文书，说明哪些内容与本人有关。律师需要关注其中涉及本人的事实认定及证据关系，而不是把他人的处理结果直接当成本人的处理标准。

选择青岛诈骗罪辩护律师，可以从一个具体问题开始：当前指控中的每一部分金额，分别对应哪些行为、交易和人员责任。把程序文书、个人工作时间线及能够取得的原始材料整理好，再了解律师拟如何审查这些问题，比围绕一个总金额反复询问结果更有助于推进委托判断。

既有案件能够提供工作方法上的参考，不能替代对当前案件的独立分析。个人责任、涉案金额和最终处理，需要放在各自的事实与证据中判断。